“雖然我們在技術上落後於美蔣，但我們可以學習、可以進步，總有一天能趕上他們；而在政治上我們是先進的，我們的人員有高度的覺悟，這是他們永遠趕不上的。他們雖然有技術，但漏洞很多，我們可以利用。隻要我們不斷加強政治學習，又注意技術進步，就一定能夠戰勝他們。”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李俠的原型——紅色通信的楷模李白，用他寶貴的生命證實了周恩來同誌的論斷。

1.1938年，剛到上海的李白。2.李白生前用過的收發報機。3.李白烈士遺書。4.李白臨刑前的蓬萊路看守所和對麵老百姓家的陽台，裘慧英曾帶兒子在此探望李白。

5.位於北京郵電大學校園內的李白烈士雕像。

6.裘慧英在李白故居修繕展覽開放儀式上講話。7.李白烈士故居。8.《永不消逝的電波》電影海報。

深入敵後 電波架橋

李白，原名李華初，曾用名李樸，化名李霞、李靜安。1910年5月出生在湖南瀏陽縣白石鄉板溪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8歲進入鄉公祠小學讀書，13歲時因交不起學費輟學，到離家幾十裏的染坊當學徒。在艱苦的謀生過程中，形成了最初的社會意識。

15歲那年，他開始參加農民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黨領導的“秋收起義”。1930年8月率領赤衛隊配合紅一方麵軍攻打長沙後參加紅軍，任紅四軍通信連連長。1931年被組織選派參加紅一方麵軍第二期無線電訓練班學習，任學員班長和黨支部青年委員。在這次培訓中，他聆聽了毛澤東關於“通信是革命事業的‘魯班石’”的教導，樹立了為紅色通信事業努力奮鬥的理想和信念。

雖然隻有小學文化，但經過發奮努力，他很快掌握了英文縮寫簡語和收發報技術。從無線電訓練班畢業後，他擔任紅軍電台報務員，1933年被任命為中央紅軍第18電台分隊政治委員，配屬到紅五軍團司令部電台工作。在第四次反“圍剿”戰鬥中，他率領電台監護排，英勇抗擊逼近電台的敵人，保證電台及時向紅軍總部通報緊急情況，使紅五軍團及時得到增援，取得勝利，受到總部嘉獎。

紅軍長征到達川西北，紅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為了加強紅四方麵軍的無線電通信力量，李白被調任紅四方麵軍第31軍無線電分隊政委，後調任新編第四軍電台台長。長征中他三過雪山、草地，最後於1936年10月在三大方麵軍會師後到達陝北。

1937年“七七事變”後，為保障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開展談判工作，軍委三局選派李白隨中共代表團到南京建電台。李白從三原縣雲陽鎮出發前，王諍局長趕到雲陽和他徹夜長談，殷殷囑咐，然後陪他一起乘卡車到西安。

李白隨同博古等領導乘火車到達南京後，由於國民黨阻撓，在南京設台未成。周恩來順勢應變，決定由閻錫山駐寧辦事處的電台臨時替我方代發電報，改派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電台。1937年10月10日，李白奉命頂著日軍進攻上海的隆隆炮火，來到上海，化名李霞，開始了秘密通信工作。

到達上海後，組織上先安排李白入住旅社，熟悉上海的社會環境。幾天後，李克農派王少春及李白在中央蘇區學習無線電時的老師塗作潮等人到旅社與他接頭，他握著同誌們的手說：“我隻盼著能早日工作，在這裏簡直是度日如年。”

為了幫助李白在上海建立“公開”身份，組織上先在威海衛路租了個三層鋪麵房，開了一個“福聲無線電公司”，塗作潮當老板兼師傅，李白為賬房兼徒弟，另從工廠抽調一名青年黨員當夥計。白天，塗作潮教李白裝電台，一起把一台收音機改裝成“隱形收報機”；晚上，李白在三層4平方米的亭子間試驗與延安通報。

日本人占領上海後，組織上決定讓李白以“房客”身份搬進我黨安排的陳醫生家，開設了臨時電台。1938年初春，李白拉上亭子間的窗簾，架起電台，與延安三局總部建起了上海與延安之間“永不消逝的電波”，開始源源不斷地向黨中央報告上海人民抗日救亡的情況以及上海地下黨情報部門收集的日、蔣、汪和英、美、法等各方麵的情報。

1939年，日軍駐上海特務機關加強了社會偵察。組織上考慮李白年近三十仍單身一人，容易引起懷疑，就通過地下黨組織物色了政治上可靠的女黨員、在綢廠工作的女工裘蘭芬（後改名裘慧英），與李白假扮夫妻。組織安排他們搬到地處法租界的一處民房，還給他們置辦了家具，故意熱熱鬧鬧地給他們“賀喜”，鄰居信以為真。

開始裘慧英對扮太太、成天幹一些買菜做飯的家務事很不習慣，想回工廠工作。李白就開導她：“黨把電台交給我們，我們就要對黨的事業負責。別看這工作單調，可每一個信號都與革命事業相關。幹這一行要有高度的責任心和甘當無名英雄的精神才行。”後來，裘慧英不僅買菜做家務，還跟著李白學習收發報技術，成了他的助手。為了減少交通員露麵，李白和裘慧英經常假裝散步，把情報送給約定等候的交通員。時間長了，他們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結為了真正的革命伴侶。

甘願冒死 傳送急報

1946年，李白偕同夫人裘慧英回到上海，住進黃渡路107弄6號。他白天以國際問題研究所職員的身份作掩護，晚上進行上海秘密電台與中央的通信聯係。1947年上半年，國際問題研究所撤銷，為了避免敵人懷疑，也為減輕組織的經濟負擔，李白憑著無線電技術，獲得了善後救濟總署漁業管理處電氣設備修理工的公開工作，搬到107弄15號繼續工作。漁業管理處遠在複興島，他每天一早出門，傍晚才能回家。深夜，又一如既往地進行秘密通報。

1947年，內戰全麵爆發，為了配合解放戰爭，戰鬥在敵人心髒的情報人員獲取的軍事情報數量不斷增加，一份份標有“十萬火急”“萬萬火急”的密電通過李白發往軍委三局。這一時期，敵人對電台的偵測也不斷加強，李白電台的危險日益增加。一天深夜，李白正在發電報，突然停電，聯絡中斷；過了幾分鍾，電來了，他接著工作；不久，又停電幾分鈡，然後再來電。李白心頭一驚：這是敵人在用分區停電的方式，偵測地下電台的具體位置，顯然自己電台的大致位置已經被敵人“鎖住”。之後的一段時間，他一方麵把情況報告組織，提出了萬一自己被捕的電台備用方案，並抓緊組裝了一部備用電台，並使備用電台進入調測階段；另一方麵堅持發報聯絡，把後方急需的國民黨軍的部署序列、海軍艦艇駐地、湯恩伯的江防計劃等重要情報發往西柏坡。

1948年12月30日淩晨，國民黨淞滬司令部稽查處人員突然包圍了李白家一帶，兩點半開始挨家挨戶搜查。裘慧英感到情況緊急，催李白快收電台。李白停了一下，馬上又埋頭工作，發完了最後一段電碼，並給遠方的戰友發出了告警信號。隨後，撕碎了電文底稿，扔進廁所衝走。

這時敵人已在敲樓門，住在樓下的掩護人員故意大聲問話拖延時間。李白拆除天線，收完電台，敵人就衝到了樓上。老練的敵人摸摸被子是冰涼的，再摸摸桌上的收音機，立刻狂叫：“熱的！你在幹什麽？”李白不慌不忙地說：“我有失眠症，睡不著，聽聽廣播。”敵人立即動手滿屋搜查，藏在壁櫥裏的一隻裝有電器零件的木箱被搜了出來。敵人厲聲問：“這是什麽？”李白回答：“我本是漁業管理處的電器修理工，現在失業了，幫別人修修收音機。”內行的敵人在一堆零件裏，發現了一隻電鍵，不由分說，就把李白帶回了稽查大隊。當夜，敵人動用了30多種刑具，對李白連續進行了30多個小時的刑審，打得李白死去活來。但李白堅貞不屈。敵人見任何刑具都摧毀不了李白的意誌，就將李白的妻子裘慧英和兒子抓來誘供：讓他們看著李白受刑。同樣，也逼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31日，李白從稽查處被押解到警備司令部，後又轉到警察局看守所。

1949年4月，李白轉到南市蓬萊路的警察局看守所後，托人給裘慧英送來一封信，告知：“這裏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點、下午三至四點可以送東西……我這裏一切自知保重，盡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並好好撫養小孩。”裘慧英見信後，帶著兒子去探望，臉色蒼白的李白由兩個難友攙扶著出來見了他們母子，盡管身體已被摧殘，但他目光依然平靜，宛若平常。

裘慧英最後一次見到李白，是地下黨組織安排她在李白牢房對麵的一個平台上隔窗相見的。

李白讓裘慧英以後不要來了。裘慧英問：“是不是要判決了？”他說：“天快要亮了，我們所希望的就要實現了。我如果能回來最好，如果回不來，你把孩子帶好。”

兩次入獄 終不反悔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李白負擔的報務大量增加。每次通報的電文，短則幾百組字碼，長則幾千組字碼。盛夏酷暑，李白在閣樓上常常幹得全身濕透；嚴冬的深夜，室內溫度降到零下，每次發完報又凍得渾身發抖。

1942年日寇進占法租界，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妄圖鎮壓人民反抗。盡管李白把電台功率從50瓦降到了15瓦，仍被日軍偵測到。這年中秋節的前夜，李白正在閣樓發電報。在二樓的裘慧英聽到附近有動靜，急忙通知李白。李白用最快的速度將最後一段電文發完，拉開一塊地板，把拆散的發報機藏進去，然後抱起收報用的收音機跑回二樓。日本憲兵特務進門後，到處亂翻，結果在閣樓地板下找到了發報機。問李白：“這是什麽？”李白從容地說：“我們是鄭家的房客，鄭太太住醫院了，我們剛剛搬過來，沒見過這些東西。”一個可能懂點無線電的日本特務過來，拉起李白的手看了一會兒說：“哼，你是老資格啦！”不容分說就把李白、裘慧英捆起來押走。日本人對李白嚴刑拷打，還把裘慧英押到審訊房間，讓她看李白坐“老虎凳”、受電刑。李白被折磨得幾次昏死過去，但始終咬緊牙關，堅決不招。

1943年，經黨組織營救，李白獲釋。組織擔心日本人是“放長線釣魚”，決定把李白夫婦調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國民黨設在浙江的國際問題研究所，讓他利用該所的電台為黨工作。從此，李白化名李靜安離開上海，往返於浙江的淳安、場口和江西的鉛山之間，利用公開的身份，為我黨秘密傳送日軍、偽軍、蔣軍方麵的情報。

一天李白帶著電台過淳安時，藏在籮筐裏的發報機被查獲，他第二次陷入了魔掌。日本人把燒紅的木炭烙在他的身上，給他灌辣椒水，用老虎鉗子拔去他的指甲，鮮血灑了一地。李白始終堅持說自己的電台是私人商用的，是為生意人發報。敵人查無實據，隻好把他關在牢裏。後經黨組織的營救，李白又一次脫離虎口。

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後，組織上派人來浙江征求李白的意見：“可以去新四軍根據地，也可回上海。”李白堅決要求到上海繼續堅守地下電台。組織上擔心他的身體，他說：“我年紀輕，受點刑沒什麽。”“敵人拔去了我的手指甲，但我還可以用這雙手為組織工作。”

李白被捕 牽動後方

李白被捕時，在西柏坡軍委三局負責抄收李白電報的蘇采青同誌（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黨史研究院副研究員）回憶：“1948年12月29日深夜至次日淩晨，李白冒著危險給中央發了一份超長電報，這份電報是關於國民黨江防的情報。那天聯絡上後，李白開始發得很急，後突然中斷，停了一下，然後又繼續發完。按規則，一般發完電報，發報方用end收尾，收報方回複OK。但是，這次發完後，他最後發了3個V字，這是約定的警示信號。報告上級領導後，我們又繼續守聽，再沒有收到任何信息。”

1949年5月30日，在上海解放三天後，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給剛剛上任的上海市市長陳毅發來一份電報，請他們幫助查找李靜安（李白最後的化名）同誌的下落。6月中旬終於查到，5月7日國民黨在浦東戚家廟秘密殺害了一批共產黨“嫌犯”，其中就有李靜安。

6月20日，黨組織最終找到了敵人殺害烈士的現場，挖出了12具屍體，個個都是五花大綁，身上多處彈孔。趕到現場的裘慧英通過她親手給李白褲子上縫的一處補丁認出了李白。

原來，1949年5月7日，就在上海解放的前20天，當勝利的曙光就要照耀淞滬的時候，我們黨忠誠的通信戰士、年僅39歲的李白，拖著遍體鱗傷的身子，勇敢地走上了敵人的刑場，用鮮血、用生命履行了他為了崇高的理想“勇於犧牲、永不叛黨”的誓言，守住了一個紅色通信戰士誓死保護通信秘密的信念！

1949年5月，周恩來、李克農專電嘉獎了以上海為中心的吳克堅情報係統的全體同誌，其中特別表揚了地下電台在傳遞情報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據史料記載，吳克堅情報係統有1000多人，在上海就設有六部密台，在南京、長沙和福州還各設有一部電台。

李白被捕了，犧牲了，但是，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時，在劉長勝、吳克堅等的領導下，上海的紅色電波一直沒有中斷。鍾韻、楊力萍夫婦，鄧國軍、林穎夫婦，秦鴻鈞、韓慧如夫婦，楊家德、林澤敏夫婦……無數的無名英雄，用生命維係著永不消逝的電波，直到上海解放、全國解放。

紅色檔案

裘慧英（1917-1992），又名裘蘭芬，浙江嵊縣人。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2歲赴滬入日商裕春綢廠、美亞綢廠當包身工。後受廠裏中共地下黨員的啟發教育，投身抗日救亡運動，被廠方開除。1937年4月參加罷工鬥爭，擔任車間代表、廠糾察隊分隊長。同年8月參加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滬南青年救亡團，負責救護、募捐、組織等工作。10月入普益綢廠，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4月，調至中共中央駐上海秘密電台，配合李白開展工作。上海解放後，一直在郵電係統工作，先後擔任中共上海電信局基層黨支部副書記，上海郵電技工學校副校長，上海郵電工會副主席、顧問。1959年被評為全國郵電婦女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1983年離休後，到全國十幾個省市義務作了千餘場革命傳統報告。1985年被評為上海市先進離休幹部。1989年被評為全國郵電係統優秀離休幹部。1991年被評為全國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

原載《人民郵電》報2021年5月9日